中国之治，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中国治理体制和中国治理道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着对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更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长期探索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使我国国家制度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之治”的密码所在。

“中国之治”的本质是“制度之治”

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靠的就是制度。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之治”本质就是“制度之治”。“制度之治”包含着规则化、规范化两个方面的要求，它们统合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之中。

规则化对应国家治理体系，意味着在国家治理方方面面都必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而制度对国家治理的全覆盖是通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来实现的。制度按类型又可分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它们为国家治理提供全领域式的制度支撑，最终形成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和党的建设制度等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对应现代化，意味着制度必须得到尊重、维护和执行。仅仅有治理体系是不够的，那种认为治理体系越完善、治理能力也一定越强的观点是片面的。规则化提供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体系，规范化则要求所有制度必须按照预期的设计运作起来，真正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四梁八柱的作用。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制度之治”的根本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可见，“制度之治”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下才可能，“制度之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治。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方向如何在“制度之治”中得到彰显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因此，在“制度之治”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制度之治”，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有完备的制度体系；二是要确保制度体系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法治、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三大要素，它们的内在运行逻辑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法治强调位阶秩序。下位法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超越上位法等，都是法治位阶秩序的外在表现。政治强调权威，强调权力支配性，强调上下级关系中“命令—服从”的组织构造。制度强调以执行为生命，不能得到执行的制度在本质上不属于制度范畴。由此可见，虽然法治、政治、制度的外延各有区分，但内涵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对我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来说，法治是最优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总结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密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品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焕发生机活力的根本动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之治”的根本支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我们要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持巩固和完善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断开辟“中国之治”的更高境界。